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传感技术等信息技术加速普及,与移动互联网融合发展愈渐深入,多种形式的技术治理手段不断深入改变着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各级政府的治理方式,网格化、数字化的时代新特征充分体现。随着我国接连打赢决胜脱贫攻坚战和“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社会治理的科学化趋势不断彰显,“技术治理”在潜移默化中助力当代公共行政有效和社会治理高效,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中的全场景嵌入正强有力地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愿景的实现。

西方的技术治理思想在理论上可溯源至培根和圣西门关于技术专家掌握国家管理权的早期构想^[1] 。在19世纪后期从欧洲传入美国的过程中,在贝拉米、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尔斯廷、托夫勒和普赖斯等诸位学者研究推动下,技术治理理论渐成体系。20世纪前半叶,一场由霍华德·斯科特和凡勃仑领导的技术治理运动在北美国家兴起并风靡一时,该运动主张由以技术专家与工程师为代表的知识阶层联合起来管理社会,西方技术治理思想由此转入实践。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变革,在公共治理领域也不例外。从本质上看,西方的技治思想以科学原理和专家政治为主线,在此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测量、专家智库等举措作为社会管理的技术性工具从而服务于公共目标的实现。

国内学界,“技术治理”这一关键词首次正式出现于2009年,学者渠敬东和肖滨从不同着眼点出发探讨国家治理手段的演变,前者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从社会学视角总结了总体支配权力向技术化治理权力的转型^[2],后者则揭示了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层面体现的双面性与非均衡性^[3]。此后,国内关于技术治理的探讨成为一个长期话题,其内容紧密跟随时代发展变迁而不断丰富,其中尤以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哲学思辨领域为代表,从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促进社会转型,公共管理中的贫困、社区、应急、公共资源等具体治理实践以及反思技术滥用等不同方面予以回应。正如学者刘永谋所说,21世纪已然存在一种“技术治理趋势”,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深度变革与转型的助推之力^[4]。

目前我国技术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但总体而言,缺乏基于整体性视角的阶段性提炼和总结,且存在着滥用概念和概念泛化的问题。技术治理一词虽源于国内的社会学界,但如今在环境科学、农业基础科学、轻工业手工业、生物工程等学科同样得到广泛使用。因此,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下文关于中国技术治理的研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之下进行的,不涉及其他学科类别。本文首先通过梳理技术治理领域现有文献,了解和明晰技术治理的核心意旨,分类厘清此概念在相关领域的不同蕴涵,对相似概念进行区分。其次,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计量软件,基于文献计量学,对近年来CSSCI数据库收录的以技术治理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引入作者合作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共现时区图、突现热点词等,梳理和分析我国技术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理论演进脉络、新进展和未来趋势,为完善我国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探寻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提供思考。

近十余年来,国内的技术治理研究乘着科技普及浪潮进入学术讨论视野,在多个领域扎根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较为丰厚的学术沉淀。但迄今为止,技术治理这一术语还没有明确形成一个共识性的定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其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也不尽相同,在各类论述中仍然存在着将技治主义、专家治国论、治理技术、数字政府、技术创新、人工智能诸多词语和技术治理混用的情况。在芬伯格对技治主义的批评中,技治主义不只是一种理论或观念,还是技术理性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专家治国论则是指代含义相同的另一种译法,即以科学专家为合法性源头的社会管理组织体制,1918年技术联盟的成立是其指导实践的象征,虽然这一系列运动被后世评价为激进的和精英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其对于技术治理观念传播的重大意义。具体而言,技术治理所运用的治理技术,不仅包括自然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两者强强联合、相互协作,而数字政府、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等治理则是技术治理所运用的具体技术,是技术治理的具体表征和实施路径。

纵观国内现有文献,在概念上,学者刘永谋的定义表述较为全面,揭示了技术治理是一种系统科学地使用现代技术以促进社会高效运行的治理活动,核心逻辑在于将科学成果运用于公共政治与治理活动之中,以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最终效率^[4]。在内涵上,颜昌武关于技术治理四重蕴涵的阐释则较有代表性,该论述将技术治理分为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四个维度,维度之间相互联系、各有侧重^[5]。在学科分类上,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的探讨更多围绕于技术治理对政府创新转型和社会治理水平的影响和提升,哲学范畴的反思与展望则从科技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出发,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为应对客观存在的科技自我强化的逻辑闭环和随之而来的信息孤岛、内卷化等现象,对于技术治理的反治理和再治理不可忽视。此外,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当前国内技术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管理学范畴下的公共管理探索和实践,这一表述和结论在下文文献分析部分有具体体现。比如,陈晓运将技术治理定位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认为在中国治理逻辑下,发挥技术治理效用最大化的重点和难点正是在于寻求技术赋能过程中国家权威与市场功能的力量平衡与合理分工^[6]。

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汇集了中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本文以 CSSCI数据库中技术治理领域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首先,进入CNKI官网“学术期刊”检索页面点击“高级检索”,以“主题=技术治理”、“来源类别=CSSCI”为检索条件进行精确检索,得到一个包含910篇文献的数据集（检索时间为2021年8月30日）。为保障研究的精确度,进一步进行数据清洗,人工比对和阅读每一篇文章的摘要、关键词等基本信息,剔除会议综述、专题介绍等非学术文章,无作者文章以及不符合本文“技术治理”研究主题的文章后,导入Note Express软件进行去重检查,最终筛选得到有效实用文献共414篇,时间跨度为2009 年至2021年,由此建立样本数据库。最后,将其以符合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运算要求的Refworks格式导出,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和分析。

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是陈超美教授使用JAVA语言基于突发探测技术、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等算法开发的^[7],具有社会网络分析、关联规则分析、聚类分析等功能,能够较好地分析学科研究的前沿热点、主题演变趋势等^[8]。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技术治理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辅以Excel软件,对技术治理研究的时间分布、学科分布等总体概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文献的发表数量和时间分布变化能够直观清晰地展现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和研究规模。通过技术治理研究文献历年发文量折线图（图1）可知,中国学术界对技术治理的理论探讨呈现总体递增且近年来热度加快提升的态势。2009年至2013年,技术治理年度发文量较低（5篇及以下）。2014年起,技术治理研究进入急速攀升阶段,呈现明显上扬趋势,发文量从2015年的10篇到2020年的143篇,2020年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34.5%。

回溯时代背景,中国技术治理研究文献发文情况与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政策导向、理论研究、方法探索的发展与实践紧密关联。2008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被批准设立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主管中国互联网行业;同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首次实现与网民线上交流,标志着作为讯息交换重要途径的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官方高层视野。至2010年,信息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这一点在“大数据+治理”的广泛运用中得到清晰体现。2011年起,中国进入“十二五”规划期,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助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不断出台。如2011年底工信部发布《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2012年科技部发布《中国云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逐渐初步建立了“纵向一体”的物联网政策体系和较为完备的物联网产业体系。2014年,“大数据”的提法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则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连续七年进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助推“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一方面,诸如图像识别、算法判断、机器决策等战略性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在合理运用新兴技术和探索有效治理手段方面正面临着新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治理研究热度与国家政策导向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自2009年以来,中国技术治理研究涵盖面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社会的发展不断延伸,对相关学科知识积累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使用提出更高要求,促使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展开深入探索。纵观中国技术治理研究文献的学科类别分布情况,从最初萌芽时期仅限于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到如今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政党及群众组织、信息经济、教育、农业经济等众多学科和研究方向均有所覆盖。如图2所示,中国技术治理研究呈现“多元化、分布广、不均衡”的结构,从发文量前五名来看,公共管理（235篇）处于最具优势的峰值地位,计算机科学（56篇）、政治学（37篇）、农业经济（33篇）、政党及群众组织（30篇）分列第2至第5位。统计数据反映出该领域呈现明显的公共管理学科偏向,印证了当前技术治理的学界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分析,都是基于公共管理学科大范畴、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着力点的现实性研究,其时代特征和研究内容也决定了技术治理领域研究视角、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跨学科倾向。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技术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从起步走向成熟的中间阶段,现有研究成果的结构分布较不均衡。

4.3.1 核心作者分布

CiteSpace软件生成的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清晰展现了中国技术治理研究的主要学者及合作情况。从图3左上角参数可知,图中共有201个节点,6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3,节点连线表示作者间存在合作关系,颜色对应首次合作时间,但是在核心作者和核心团队外围,散布着极大数量的独立发文作者,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单打独斗,相互之间缺乏明显的合作关系。从发文数量来看,在核心期刊发文量高于或等于5篇的作者共计10人,是技术治理研究的主要力量。最显著的节点为朱婉菁和刘永谋,两人分别发表核心论文14篇,是整个合作图谱的最大峰值,其中刘永谋的技术治理研究选题还获得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玉琢、张海生的发文量紧随其后,均超过10篇,与李思艺（9篇）、李侠（9篇）、韩春梅（6篇）、沈费伟（5篇）和单勇（5篇）等学者共同构成了图谱中的重要节点。从合作网络来看,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已存在多个成型团队,但平均规模较小,研究团队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温州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此外,还形成了以渠敬东、张毅、刘永谋、丁大尉、张晨、王鹏等学者为中心的研究团队。总体而言,中国研究技术治理的学者人数不少,但在领域内作出突出贡献、极富代表性的核心学者数量不多,且研究力量较为分散。

4.3.2 文献来源机构分布

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谱,把握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的机构来源和力量分布情况。如图4左上角参数所示,共有192个节点,6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37,中国在该领域的机构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机构间合作密切度较小,这同上文描述的作者合作情况相类似。从发文量来看,如图5所示,截至2021年8月,已初显规模的研究团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15篇）、温州大学法学院（15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14篇）、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13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政工与管理学院（12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12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9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8篇）。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重庆文理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也在该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从合作网络来看,表现最为亮眼的是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依托该校成立的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等,一方面与当地政府部门展开密切合作、咨政建言,另一方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高校积极开展合作,着力探索大数据的应用实践、寻求学术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机结合。其他研究机构间的交流相对较少,且多倾向于同领域合作,交叉学科间互动相对不足。

文献共被引频次反映了作者在技术治理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十余年来,渠敬东、周飞舟与应星3位学者合作撰写的论文《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被引用次数最高,达到1 415次;排名第二位的是王雨磊的论文《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1期）,被引频次达到383次;位居第三的是陈锋的论文《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发表于《社会》2015年第3期）,被引频次达到323次;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具有较好的影响力,如表1所示。

在高频关键词共现方面,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反映出研究主题在这一段时间的前沿热点和整个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核心力度,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如表2所示,起始于2009年的“技术治理”排位最高,频次达到182,中介中心性也最强,达到0.98,体现出“技术治理”这一关键词在网络中明显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可以理解为与其他所有关键词都存在紧密联系。紧随其后的“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基层治理”均起始于同年,体现了2009年在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关键年份之一。其余排位前10的高频关键词中,“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均起始于2015年,这正与中国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提倡将新兴技术应用于构建全民共建共享治理格局以及加强监管、简政放权的理念等相契合。其余关键词按照中介中心性排序,“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和“区块链”均高于0.1,分别为0.18、0.14、0.13、0.13,总体来说,中介中心性所体现出的技术治理研究热点与频次分布所体现的情况大体契合。

在总体了解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高被引文献和高频关键词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入把握研究热点和知识结构,运用CiteSpace软件生成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根据图中左上角参数,图谱中共有342条连线,253个网络节点,网络密度为0.0107。Q值（模块值）=0.8073,大于临界点0.3,意味着网络结构是显著的;S值（平均轮廓值）=0.954,大于临界点0.5,表明聚类结果是合理的。共计生成了12个主要聚类,如图6所示。

借助软件的LLR（log-likelihood ratio）和MI（mutual information）算法进行筛选和计算,提取出聚类标识关键词,将其与前文所统计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融合分析。剪影度可反映类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紧密程度与同质性,该指标大于0.7可理解为内部成员比较类似,紧密程度比较良好,表示聚类成功。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各标签的剪影度均大于0.9,表明图谱聚类效果显著（见表3）。在对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总体把握的前提下,选择数篇关键高被引文献进行精读分析,认为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热点主题可以提炼为技术治理的概念与内涵（聚类Ⅰ）、技术治理的机遇与挑战（聚类Ⅱ）、公共管理视域下的技术治理（聚类Ⅲ）、技术赋能助力乡村振兴（聚类Ⅳ）和技术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类Ⅴ）等五大类,如表3所示。

5.1.1 技术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聚类Ⅰ体现为#0技术治理,主要内容为中国学界基于学理和理论建构视角,关于技术治理的分类、意蕴、基本原则、内在逻辑、手段、范式等的探讨。学者颜昌武曾指出,目前中国实际情境下的技术治理还处于“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阶段,在各个实践维度和场景中被自由取用却缺乏清晰定义的概念。在学者们的探讨中,技术治理被一分为二,表现为治理转型语境下的技术治理和科技进步中的技术治理^[9]、技术性方法策略嵌入治理和信息技术发展嵌入治理等^[10]。根据刘永谋的观点,即便在更为广义和系统的技治主义视角下,也遵循着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这两条基本原则,即以现代科学原理为方法论来治理社会和将话语权给予受过系统科学教育、掌握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的专家以鼓励高质量决策^[11];在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中,他认为需要对技术治理加以反思,并提出了反治理与再治理对技术治理的运行加以调控^[12]。解胜利与吴理财则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出技术治理的三种类型：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的“硬”的技术治理、创新管理方式和机制的“软”的技术治理以及软硬结合的融合型技术治理,如精准扶贫和清单制^[13]。总的来说,学者们普遍认同技术治理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14],作为治理者要精确洞察和掌握治理对象的实况,根据得到的反馈及时提出解决方案^[15]。

5.1.2 技术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聚类Ⅱ包括#1应急管理、#6风险社会、#8技治主义,主要关键词有“善治”、国家治理、复工复产、区块链技术^[16]、不确定性、网络谣言、信息安全、制度变迁等。中国学者基于总体视角、伦理视角、哲学视角,发生机制、合法性与政策执行等多样角度^[17],探讨大数据时代数据技术不加限制应用招致的风险危机与伦理难题,诸如对公众隐私的侵犯与泄露,以便利为初衷的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中潜藏着异化为“全景式监控工具”的可能^[18]。同时,政府信息开放程度相对有限与不足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需要承认的是,当前实践表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体性技术治理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技术红利和改革红利,但其内含的固有局限同样不容小觑^[19],诸如政府监管程度和制度建设不完善、社会对于技术风险问题认识不足而产生滥用、多元行动共同体参与力度不强等问题客观存在^[20]。技术从识别、监测、理解、修复等多个方面作用于人^[21],可以基于人、制度、技术关系的视角,总结中国在此次疫情大考中,是如何通过现代技术嵌入并依靠独特的组织动员体系来克服现代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困境,取得阶段性抗疫成果^[22]。这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凝练中国智慧与治理经验,对其他国家应急组织的管理实践同样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5.1.3 公共管理视域下的技术治理

聚类Ⅲ包括#2公共管理、#7价值性追求,涵盖的关键词有电子政务^[23]、公共治理^[24]、公共服务、公共价值、价值意蕴、价值理性^[25]、工具理性等。随着现代政府向数字化、智能化、自主性决策模式的方向性转变,借助新兴技术强大的数据收集、存储、分析、计算能力,政府决策由依靠既往经验和个人直觉转向科学化和前瞻精细化成为可能,专家支持系统的建设和热点数据信息的抓取突破了传统政务活动中每一项都必须亲历亲为的人力束缚,这有助于将决策者从繁重的细碎事务中解放出来,激发其潜在创造力。然而,潜藏的技术路径依赖又存在着降低公务人员自主性的可能,在面对治理困境时,行政人员有可能陷入盲目依赖技术升级、习惯性向数据和算法寻求答案而不自知的窠臼,例如各级政府部门不断升级、开发各类公共服务APP、试图以单个部门的“智能监控”补缺公共安全制度等^[26]。在基层治理中,大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共享、互联和开放,数据安全和风险评估同样值得受到关注。毋庸讳言,数字利维坦、数据异化、数据割裂、“信息孤岛”等问题会随着技术的普及逐渐显现,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培育和拥有正确的价值理性才能引导实现工具理性的价值最大化^[27]。

5.1.4 技术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聚类Ⅳ包括#3乡村振兴、#5技术赋能、#11精准扶贫,主要关键词有治理能力、项目治理、县域政府、乡村治理、农村教育等。在中国贯彻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践和构建完善贫困治理体系中,涌现了诸多技术赋能的典型案例,如将农业生产主体、村庄社会基础嵌入统一平台进行管理,借以合理高效识别贫困户助力脱贫攻坚^[28]。童佩珊与施生旭从信息交换与共享机制、技术保障与支持机制、监督考核与管理机制等三个方面探索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应用机制^[29]。学者沈费伟基于赋能理论视角,从乡村场域切入,指出现阶段技术在对乡村赋能时面临着个人层面的观念与文化困境、集体层面的参与与组织困境以及社区层面的制度与结构困境^[30]。韩春梅的研究成果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她指出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必须要将技术与治理理念、结构、内容相融合,以寻求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塑与升级^[31]。总体而言,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借力现代技术推进贫困治理,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已是大势所趋和必然路径。

5.1.5 技术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聚类Ⅴ包括#4数字政府、#9社会治理、#10科层制,主要关键词有政策科学、专家治国、制度变革、城市基层社会、贤能治理、个体参与、安置社区等。进入后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推动,甚至可以说形塑了应用于各类现代治理场域的治理模式和构建于政策舞台之上的动力机制,引导着国家治理形态变迁的萌芽初现。一个国家的技术治理水平,直观体现在其有效引导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互配合、有效引导新技术新产业在发展中更好服务于社会治理的能力。中国学者基于技术嵌入和技术赋能视角,探讨技术应用于日常实际场景的主要战略措施,包括社会测量、计划手段、智库体系、科学行政、科学管理、科学城市^[32]、社区协商^[33]、综合性大工程,以及新型治理机制建构^[34]、技术治理绩效评估等,提高国家制度和政策执行力,持续推动基层治理体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现词指的是关键词的值在短时间内突然激增变成热点。为多层次、多角度地全景展现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领域的变化趋势,回顾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预测前沿方向,运用CiteSpace软件的突发性探测功能对在给定文献数据库内频次变化率高的关键词按突现强度进行排序,关键词的突变强度与其所代表的主题在给定时间段内的活跃度成正比。如表4所示,精准扶贫、大学治理、治理形态、国家治理、治理效能、电子政务等是受到中国学界广泛关注并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转折点。

为进一步清晰直观呈现中国技术治理研究的传承和延续历程,运行CiteSpace的“Timeline View”功能绘制关键词演化时区图（见图7）和聚类时间线图谱（见图8）。图中的每一个节点周围环绕的圆圈代表对应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圆圈大小与出现频次成正比,每个时间段表示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不同时间段的共现关键词用线条相连。基于知识图谱和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将中国技术治理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初现阶段（2009-2014年）,属于技术治理概念初探和研究开创期,发文量少而精,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高质量代表性文献最早出现于此。在中国知网以主题词“技术治理”进行检索,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2009年11月渠敬东等学者撰写的论文,且至今为止被引量和下载量均远超第二名,凸显此篇文章在技术治理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和重要贡献,标志着技术治理进入主流研究者视野。在中国改革30年的时间点,渠敬东等学者首创性提出技术治理这一术语,认为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也是总体性支配权力被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的重要契机。第二阶段为提速发展阶段（2015-2017年）,属于技术治理研究成果加速涌现和发展转变期,研究结合了公共管理、公共治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价值治理等理论,是对价值理性和价值创造的时代回应。第三阶段为深化应用阶段（2018年至今）,进入探索运用技术治理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相关研究不仅更加多样化,还更注重推进彰显中国制度优势与政策执行,重视和关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着眼社会和公众的现实需求、回应时代新课题。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计量软件,以 CSSCI数据库中2009-2021年发表的414 篇中国技术治理领域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合文献研究法,纵向上梳理出了近年来中国技术治理研究文献的演进脉络,横向上明晰了该领域学者间、机构间的合作情况。总体而言,中国技术治理研究逐渐进入主流学界的研究视野,年度发文量连年来呈现翻倍上升态势,并且呈现明显的公共管理学科偏向,印证了技术治理研究领域是在公共管理学科大范畴下着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研究。但当前研究力量较为分散,研究主体间的合作密切度较低,跨学科交流不足,现有研究成果的结构分布较不均衡。

回归技术治理思想的基本主旨,是将科学技术合理运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以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造福公众。回眸中国技术治理研究的演进历程,也正是以此为目标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前行,十余年来技术治理研究经历了从概念探寻与明晰、理论模式建构、回应时代发展转型到深化应用指导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多个阶段。从起步走向繁荣的中国技术治理研究,前景广阔,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值得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深耕和挖掘。结合知识图谱分析,中国技术治理的研究前沿体现在以下方面,如国家治理、社会资本、数据正义、情感治理与技术治理的耦合^[35],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安全、人与技术的关系,区块链普及趋势下的可操作化和制度吸纳,信息技术价值失控的风险挑战,技术赋能的社会创新实践与韧性治理等^[36],价值理性与价值旨归的哲学探讨等,这些内容角度有待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和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还要呼吁加强跨学科跨领域交流,如能有效实现多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寻求最适应国情的将“治理中的技术”与“治理中的人”相结合的方法,实现“软”技术治理和“硬”技术治理的相互作用并致力于公共部门创新治理^[37],将为新时代中国建设伟大实践增添强劲动力,更好地讲好中国技术治理故事,实现中国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