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公共管理学科是以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为导向,研究如何设计和运用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社会收入、协调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目标是寻求弘扬和捍卫公共利益、协调人类合作、追求人的发展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公共管理的实践目标是设计和运行高效能的国家治理体系。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电子政务,仿真决策、科学分析与评估方法、大数据管理等开始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课程和研究方向。

国家公共管理的研究,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1980年代初开始,国际公共管理经历了长时间的行政改革运动。从撒切尔的私有化运动,到里根的分权、小政府和新联邦改革,克林顿的重塑政府和小布什的基于市场的政府改革,改革的时间跨度和国际覆盖面长久且宽广,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国家。除了英美两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少亚欧国家都随风而动,进行了许多的改革努力,其中也包括前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这一时期国际范围内的一系列改革后被总结为新公共管理改革。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开始评估改革的效果和反思以私有化、分权化和小政府为目的的改革导向,展开了责任政府、有效政府、透明政府、规制政府、财政绩效、公众信任、协同治理、网络治理、公民参与、公益组织、社会资本、行政伦理、领导力和创新政府的讨论。同时,改革带来的贫富悬殊使社会冲突、危机管理、社会保障、全民医保等都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此外,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智慧城市、大数据管理、电子政务、科学决策成为了新的热点方向。同时,为了克服私有化改革带来的负面政府形象,公共服务价值观、公共服务动机、公共部门员工激励等许多问题又重新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公私有制度的程度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是20世纪理论界最大的世纪之争。前者反应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后者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理论之争。前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改革的现实说明了僵化的大一统管理的不足,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政府、国家对市场干预的重要性。美国老罗斯福时期的反垄断、弗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新政、约翰逊时代的反贫困和伟大城市运动,解决了美国发展过程中政府缺失的问题。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市,国际上纷纷效仿,奥巴马政府的就业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险改革反应的是发达国家加强公共政策调控市场的努力。西方的经验说明,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不可或缺,国家与市场之间需要有合适的均衡,关键在于找到它的均衡点。

近年来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热点与国家的行政改革战略目标紧密相关。突出的热点问题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问题研究（公共管理理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应急管理研究,医疗卫生政策研究,公共服务与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社区发展与服务,社会冲突研究（邻避问题）,绩效管理研究,区域合作研究,土地政策研究,城乡统筹研究,财税体制改革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研究,预算改革研究,政府购买研究,公共伦理研究,现代治理体系问题研究,电子政务和大数据研究等等。更早一些的研究有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地方政府创新研究,新农村建设问题,学习西方反思的研究。

从198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公共管理经历了引进、思考、学科建设、教材翻译和编写、结合管理实践出谋划策、努力创新自己的理论等几个比较大的步骤,建立了学科,形成了团队,在很多领域有了自己的声音,与当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就非常大。

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就包括,以人民大学教师和出版社为主体的教材翻译和编写工作,引进和编写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教材。

以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中青年教师为主编写的一些教材,不少成为考研考博的必读书籍。

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从事和引领的地方政府创新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浙江大学的地方政府创新研究、四川大学的流程再造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地方政府描述研究及中山大学的预算改革研究影响力比较显著。

清华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在应急管理研究方面开国内先河,满足了中国公共管理的迫切需求。

厦门大学推动的新公共管理研究和政府/政策工具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中山大学在原有学科建设基础上率先提出要反思中国行政学科的学习过程,提出了创新中国公共管理的诉求。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编办等机构协调合作,推动了行政机构改革,有很多内部研讨成果为国务院和中编办的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

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在电子政务研究方面展现了自己的特色。

清华大学、西安交大、浙江大学等学校的学者在科技政策和绩效管理方面有一定贡献。

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连续5年举办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培训班,在全国公共管理学科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不少学员系统进行了公共管理方法课程系列的系统改革,培养了大批青年教师,很多人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和方法水平。

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引进高科技仿真决策技术平台,填补了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内可视化决策的空白。

复旦大学的公共卫生管理研究（影响力主要在上海和其他定点市县）、科学院的农业和环境研究、科学院的金融模型辅助决策研究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研究成果并获相关领导认可。

一批公共管理学者积极参与了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现代化研究和智库研究,其中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成果比较突出。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积极回答中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学者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推动了公共管理实践和学科的自身发展。

研究技术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实证和政策科学。理论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弱,以引进为主,而且由于文献和语言局限,引进不够系统和完善。一些本土化的努力和原发的自我创新的理论研究不够成熟,视野和理论基础有限,多限于名词的转换和创造,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有青年学者曾撰文提到,三十多年来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趋强的发展过程,也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概念,如压力型体制、锦标赛模式与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分级制政策实验、公推公选与准行政竞争等。事实上,压力型体制就是“科层官僚导向的自上而下”的体制、锦标赛模式就是“竞争模式”,行政逐级发包制就是“逐级承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就是“全能政府的概念”,分级制政策实验就是“先期典型试点”、公推公选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形式,“社会倒逼改革”就是“民意推动改革”等等。在学习过程中,有追逐新奇、生吞活剥、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现象。也有一些谬误,造成理论发展困境。比如说,英文中的Legitimacy被习惯性翻译成“合法性”。而事实上,这个词的核心意思是“大众认可和支持的程度”。合法性在中文的意思是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要求。如果以“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为题进行讨论时,国内的学者和领导就会觉得荒唐和不可接受。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在长期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并写入了国家大法——宪法,怎么还要讨论和质疑?这中间出现的问题就是翻译和沟通的误解。不是西方的学问与东方学问不相干的问题。如果提法是研究共产党在现执政阶段的“群众认可和支持度”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执政效率的问题。如何在新长征阶段继续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获得最大的和持久的人民大众发自心底的支持,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一个党内党外、学术界和实践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类问题很多,在于学术界理论功底不足,不善于沟通和学习。还有,学科问题的提法往往不够准确,以小喻大,急于下结论。比如,关于公共管理的引进方式和本土化问题的反思,基本是基于部分青年学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对自己的努力方式的反思,在提法上,以小求大,被认为是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整体问题的反思。事实上,中国公共管理对外的系统认真的学习远远没有展开。生吞活剥者有之,望文生义者有之,狗熊掰棒子一路掰一路丢者有之,低水平自创武功者有之,最缺乏的是认真的学习和系统的思考。但反思的结果不是学法有问题或应该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和效果,而是“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没有用”。真正的反思要建立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说出哪里不适合,如何不适合,怎么修改和创新就可以适合,而本土学术传承中有哪些独特和有价值的东西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需要大大加强。

（1）学者群的能力水平需要提升,需要加大加深基础理论研究的力度和广度。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深入了解人类文明在公共管理学术领域的积累,研习理论,打造一个规范统一、包容创新、利于有效沟通和相互学习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注重与国际概念的准确对接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促进管理实践的提升,吸引国际注意力,形成国际影响力。但是中国发展很快,学术之外的诱惑很多,功利性强,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学术和基本功追求。要以基础研究的方法培养人才。

（2）方法和科学思维的训练不足,难当大任。中国传统文献基础为经、史、子、集,思辨方法不注重哲学上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等,讨论问题科学规范性不足。传统知识群体中在学术思考的过程中感性替代理性、以偏概全、缺乏数据、缺乏形式逻辑、声东击西、偷换概念的情况非常普遍。重大学术问题经常争论不清,逻辑混乱。如何推动学术规范的建设和科学思维的培养和使用是一个重要挑战。

（3）公共管理学是新兴学科,传统上很多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由其他学科进行研究,学术系统上还没有理顺,学者来自各个领域,学术共识不强。现代学科是综合学科,每个学科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研究问题。比如说,社会学从文化和人居环境研究城市,经济学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研究城市,生态科学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研究城市,建筑学从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研究城市,地理学从城市选址和空间布局研究城市,公共管理学从城市治理研究城市。教育部传统的学科分类和社会对学科认识的惯性对新兴学科的发展有所制约。比如说,公共财政在西方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领域之一,而在中国被纳入经济学院,重点是经济和金融。公共人力资源是西方公共管理的核心学科之一,但在中国被划归商学院,重点是企业人力资源。如何将边缘化的重要学科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是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和问题开发的挑战。另外,公共管理学科的学者来自各个领域,核心研究力量不强,共识较弱,学科的发展需要时日。

（4）在人类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公共管理的前沿,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但不平衡的大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历史传承和发展阶段与国际热点会有一些差异。所以,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前沿问题。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前沿与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阶段紧密相联,它不一定是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研究,但一定是在当前特定条件下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5）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公共管理要面对的许多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架构和运行方法研究,决策运行机制和咨询机制研究,智库建设,中央地方关系和区域协同治理,市场和经济活动的规制和监管方法研究,政府规制,财税制度改革,土地资源管理,经济立法和行政条例,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民生政策,精细化城乡管理,大数据在公共决策中的使用,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及管理和国家安全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