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特色理论和实践。
首先,1980年代实施的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遇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显著扩大、区域冲突加剧;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沿海、内地之间体制和政策的显性和隐性“双轨制”已经不适应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应运而生。其次,世纪之交,我国城镇化道路遇到了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以来,“新型城镇化”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步提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我国相关学科学者面向学科国际前沿、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对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从综合的角度看,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主要涉及城市与区域科学。在学理上,区域是指地理空间上连续的、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按照统一性的不同,一般把区域分为匀质区域、功能区域和管理区域。匀质区域也称为均质区域,是指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形态相对一致的区域;功能区域是指内部各单元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管理区域则是实施同一管理或政策的区域。区域科学是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交通科学、城乡规划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区域决策、相互作用以及总体运行发展的综合社会科学。
城市是一种特殊区域,是非农活动集聚的、人口密度相对高的狭窄区域,是所在的、范围更大的区域之中心。因此,以城市这一特殊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科学自然是区域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考虑到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全球城市化率已达54%,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城市化率更是达到80%左右,人们有时也倾向于把城市科学从区域科学体系中分离出来独立门户,或以城市科学统称区域科学。
与狭义的城市与区域管理学着重强调研究城市与区域管理的主体、程序、规则和手段不同,城市与区域科学既研究城市和区域管理的对象本身产生、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研究城市与区域管理的主体、程序、规则和手段。因此,从管理角度来看,一方面,狭的城市与区域管理学是城市与区域科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城市与区域科学也可以被称为广义的城市与区域管理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自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出现以来,在区位与空间结构理论、城市区域增长与发展理论、城市与区域分析方法、城市与区域政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人类认识区域、建设区域、管理区域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基础。
迄今,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涵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镇化模式主要包括：以西欧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同步城市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同步城市化;以拉美为代表的、人口转移超前于职业转换的超前城市化;以我国传统城市化为代表的、人口转移滞后于职业转换的滞后城市化。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传统城镇化模式而言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新模式。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不同学者对其理解不尽相同,但相对传统城镇化内涵而言,也存在重要共识,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新型城镇化将维持平稳、快速、推进的态势,但是把重视质量放在首要的地位;二是以人为本,讲求社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着力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三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规划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四是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控制特大城市,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五是完善和加强城市成长管理,划定城市成长边界,强化土地用途管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促进城市成长和资源、环境的协调,走集约、绿色、低碳的城镇化之路;六是新型城镇化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促进管理的精细化、智慧化。
（2）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涉及市场、政府、社会的动态过程。“利益”是动力机制的核心。不同学者的研究不同,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不尽相同。例如,主张智慧城市模式的学者强调信息化、“互联网+”带来的成本节约、对市场做出敏捷反馈的速度以及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服务。然而,从一般的、综合的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6个方面：互联互通带来的交流机会增加、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移民对发展机会“距离”缩短带来的“红利”;一体化和聚集所带来的内部和外部规模报酬递增;技术创新红利;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学习效应;要素再配置带来的配置效率提高。其中,前四个方面尤其重要。学者们已经根据强调的不同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的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模式,尝试建立了不同的、有关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模型,同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工具进行了大量探索。
（3）战略路径模式
关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路径,存在广泛的讨论。就新型城镇化而言,主要模式包括：强调信息化驱动的智慧城市模式,强调工业化驱动的产城融合模式,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低碳城市模式,强调国际化驱动的世界“个性”化发展模式,强调高密度的紧凑城市模式,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强调市场化的市场决定型城市化模式以及强调城市自主和职业经理人的良治模式。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路径,则主要包括：强调政策互联互通的区域共同制度模式,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区域共同基础设施模式,强调缩小差距的区域共同富裕模式,强调产业互联互通的生产一体化模式,强调区域创新体系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模式,强调生态文明的精明成长管理模式以及强调地方分权与合作的区域治理模式。显然,无论是对新型城镇化还是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上述各模式虽然强调的突破口和重点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讲是相互补充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走统筹兼顾、多元互补的综合发展道路。
（4）政策工具
包括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研究。经济手段研究包括如何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如何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区域建设投融资机制,如何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如何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行政手段研究包括如何对空间成长进行管制,如何改革城市规划设计,如何将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纳入地方政府和干部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等方面。长期以来,利用法律手段保障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一直未受到重视。但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这个问题已开始受到重视。例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学者已提出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条例的建议并受到中央重视。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其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一体化战略理论和政策
1990年代初,面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国学者曾经就平衡发展抑或不平衡发展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创造性提出了空间一体化战略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一战略突破了平衡发展抑或不平衡发展的窠臼,指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地区分割是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推进空间一体化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核心,平衡抑或不平衡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体化过程的自然结果。这一战略主张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为我国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支撑。自那以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经历了从单纯的无差别化空间一体化到无差别化和差别化空间一体化并举的转变和完善。1999年我国学者基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经验,提出了“空间格局不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该指出的是,大约16年以后,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认为空间一体化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的基本道路。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又进一步提出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空间一体化更是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显学。
（2）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和政策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关于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规划,是国土空间开发管理的基础。2000年以来,为了协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引导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形成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我国借鉴国外国土空间成长管理的理论和经验,开始着力探索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和政策,以期为国土空间开发性质、区位、强度和时序提供科学基础。经过10年的探索,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和政策强调生产集中、生活均等、生态安全,强调按照开发强度将国土空间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主张对不同类型的国土空间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是差别化空间一体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而不是以土地资源分区为基本单元。这使主体功能区规划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因而在以后的实践中未能更充分地得以实施。
（3）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理论和政策
如何处理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关系始终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作为一个术语,城市群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文献中。尽管至今尚未形成公认的概念和内涵,但作为探索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关系的结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即明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一理论和政策主张：实现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的空间一体化,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就突破大城市优先发展抑或小城市和小城镇优先发展的窠臼。
（4）一体化背景下的集聚理论和政策
集聚经济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一体化条件下集聚机理是什么?集聚与国民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关系如何?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对于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有什么差别?集聚与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集聚是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变化的?如何利用和管理这样一种经济集聚?2000年以来,一体化背景下的集聚理论和政策研究在我国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一系列面向学科国际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成果,包括各种类型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政策模型和“新”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政策模型。
深化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驱动城市和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入转变,创新驱动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将进一步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具体内容包括：城市和区域创新活力,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创新集群和创新体系,知识、技术创新的地理空间形态、相互作用和布局,知识、技术、人才与空间经济增长和发展,创新驱动与区域产业转移升级,创新型城市和区域的理论和政策等。
（2）绿色、低碳、智慧、人文的紧凑式城市
适应进一步从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城镇化的转变,我国紧凑式空间发展研究重点将从城市群向绿色、智慧、人文的紧凑式城市转变。绿色、智慧、人文的紧凑式城市研究主要包括：紧凑式城市的内涵与意义、城市成长管理、旧城更新与改造、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有机疏散、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以及绿色城市、低碳城镇、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等。
（3）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难点问题
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深入研究解决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难点问题,包括：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城市群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等。
（4）互联互通条件下的集聚理论与政策前沿研究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际学科前沿,重点开展以下研究：以知识、创意、信息的创造与转移联系为基础的集聚理论与政策;动态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政策,结合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空间发展理论与政策,以及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传导机制、条件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