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对应于宏观调控的准确概念,但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要素已得到一致共识。一是,宏观调控目标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尤其是市场机制所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二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从而发挥调控经济宏观总量的间接作用,以引导市场机制的恢复而不是取代或者直接干预市场。具体到调控机制而言,当经济处于衰退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给,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减税或扩大公共支出,达到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的目的。反之,当经济面临过热压力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或减少货币供给,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加税负或缩减公共开支,从而抑制经济过热的状态。

宏观调控的概念在中国首次提出是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在经历了1980年与1984、1985年两轮经济过热后,众多学者指出要实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和加强政府的间接调控。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仅依靠政府间接调控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尤其在经历了“价格闯关”的挫折后,市场化改革必须在政府宏观调控主导下推进的思路更加清晰。由于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承担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职能,宏观调控体系因此而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特色。一是,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只关注经济总量的间接调控,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既有经济总量的间接调控,又有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调控。二是,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只侧重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两大宏观政策,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中既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手段,也包括产业政策,更有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三是,不同于西方繁琐的决策流程,中国集中化和强行政化的决策机制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抵御经济冲击。

宏观调控的重要意义在于弥补市场失灵,若宏观调控本身存在问题,不仅对市场的调控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还会导致政府失灵的出现。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存在的问题。例如,宏观调控目标宽泛化,各个目标之间难以协调,导致宏观调控效率不高;宏观调控被赋予调结构的职能,其后果是经济结构越调越乱;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过度使用,实际上是借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并造成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等等。国外宏观政策转型的经验虽十分重要,但也需要充分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千差万别,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经验,需要根据国情确定宏观调控政策转型与重构的方向。围绕着我国宏观调控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我国学术界开展了符合国情特点的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若干方面。

（1）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初,利率管制政策为投资提供廉价资金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利率管制之下,非市场化的目标利率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与经济冷暖,于是中国货币政策采用了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中介目标。但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愈发难以发挥稳定通胀与促进增长及就业的作用。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是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内在要求。转变过程的关键点是构建适合货币政策调控操作的利率走廊机制。目前,国外已经在利率市场化后对利率走廊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国内对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

（2）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分析

国内学者对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贷规模、货币供给及基准利率等三种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考察。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显著的非对称性特征。国外学者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前后,即量化宽松与前瞻性指引的广泛运用,这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量化宽松与前瞻性指引的有效性通过新凯恩斯模型从理论上刻画了前瞻性指引这一突破,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在实证检验方面,量化宽松的有效性已得到检验,但对于前瞻性指引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检验。量化宽松降低长期实际利率的效果已在实践中得以验证,但前瞻性指引的实际效果存在争议：一类观点认为前瞻性指引实际效果在利率处于零下界时较为明显;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前瞻性指引的效果并没有理论上论证的那么明显。

（3）在金融背景下考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更加注重对商业银行、金融摩擦等因素的刻画,但总的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多以定性的探讨为主而基础性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学者对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的研究更加深入,认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两条渠道来影响系统性风险：一是,由于利率代表持有资产的成本,货币政策直接影响资产价格;二是,货币政策与金融中介杠杆率之间的联系。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风险承担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不断向下调整的过程中,会诱使商业银行主动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货币政策需要协助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应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而且可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或金融杠杆。使用货币政策可以消除金融不平衡,但仅仅依赖宏观审慎政策解决时间维度的金融不稳定,会加重宏观审慎政策的负担。

（4）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中的运用

中国预期管理的研究开展较晚,预期管理的实践效果更是不理想。首先,由于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过多,导致增加了预期形成的难度。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通货水平的决定主要是后顾性,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具有较长的持续性。其次,中央银行没有与市场进行有效的沟通,尤其是没有充分而明确地向市场说明货币政策的基调,根本无法让市场了解政策的真实意图,自然也难以引导市场预期,央行在引导公众预期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改善央行的政策操作目标及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是加强中国预期管理的基础,将货币政策目标制定为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或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制,均可有效引导公众预期,是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

国外的预期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比国内丰富和完善,对加强和完善中国预期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学者对预期管理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应对经济危机时对政策的预期管理;另一类是研究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中的运用,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

（5）财政政策能否发挥逆向调节作用

对于中国而言,财政政策调控呈现顺周期性特点,更多的体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导致经济过热;而在衰退时期,财政政策还是体现出了逆向调节作用。对造成财政政策顺周期性的原因,国内学者主要做出以下三方面探究：一是,中国财政分权的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是导致财政政策呈现扩张偏好的原因;二是,现行财税制度以流转税为主,累进性特征不突出,自动稳定器作用弱,税收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基本同步变化的格局难以改变;三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锦标赛晋升机制及相应的政治周期变化是导致财政政策顺周期变化的一大原因。针对于导致顺周期的原因,一些学者相应给出了政策与建议。

国外学者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方面,实证研究均已证明财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呈现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导致顺周期性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贪婪效应,经济繁荣时的财政资源充裕,各方为争夺财政资源而扩大政府支出,因此经济繁荣时顺周期特性显著强于经济衰退时期;二是金融约束问题,在经济衰退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随之锐减,同时由于融资条件恶化,政府因无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得到融资,只能削减支出并增加税收,被迫实施顺周期的财政政策;三是政府代理问题,在议会制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民众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民众为控制政府滥用财政收入,偏好经济繁荣时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或执行较低税率,导致财政政策呈现顺周期特点;四是税制缺陷,由于发展中国家多以流转税为主,累进特征并不突出,导致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难以发挥。

（6）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与挤出效应分析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刺激总需求的关键渠道在于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即政府购买使得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加,进而又刺激了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使得总需求扩张幅度远大于政府购买规模。

但同时,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提升实际利率,引起私人部门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减少,从而形成抑制总需求的挤出效应。因此,研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核心在于分析其产生的乘数与挤出效应。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多,但研究的结果差异较大,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私人消费方面,有人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也有人认为政府支出实际对私人消费其实是形成了挤进效应。同样在私人部门投资方面,一类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而持相反观点者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挤进私人部门投资。结合乘数效应与挤出效应,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的研究上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也有研究表明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两种观点其实也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相比而言,西方学者对财政政策的研究虽然较少,但研究方向值得我国借鉴。一是,对于财政政策的实证性检验更加注重扩大政府支出与减税之间的不同效应,如一些研究发现扩张性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温和,而减少税收则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强烈。二是,探究分析财政的适宜理论框架,比如中国对财政政策框架的理论模型研究虽在增多,但结果各异的根源主要在于模型的假设与特征存在不同。比如,国外学者发现基于凯恩斯模型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研究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者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促进幅度远大于后者。

（7）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的理论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已达成共识,但对通胀的影响机制还处于进一步研究阶段。国内学者用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分析财政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价格水平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盈余的等价方程来决定,从而对通货膨胀起到显著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相比于货币理论在通胀方面更具有解释力,并验证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最优化的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成为学者关心的话题,有学者认为旨在实现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即积极货币政策）为最优,反周期货币政策将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旨在实现债务稳定的财政政策（即消极财政政策）为最优,反周期财政政策虽非最优但造成的福利成本很小。目前这一领域的理论模型研究还较少,积极探索如何优化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体系应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991年提出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认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通货膨胀才是货币现象。基于这一理论研究发现,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下,旨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更高的通胀水平。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其实是打破了传统李嘉图等价理论,将预算方程由约束条件转变为均衡条件,形成非李嘉图等价制度。基于非李嘉图等价的视角,关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作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主导地位的变化是导致美国1970年代滞胀时期通货膨胀与产出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不少文献也在货币政策模型中加入财政政策的作用,积极探寻最优的宏观政策组合或者如何发挥财政政策的最大效应。

（8）产业政策研究

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学术界从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效果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产业政策做了大量的研究。一类观点认为产业政策确实有效推动了产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从特定产业的发展特性出发,聚焦产业政策对特定行业的相关影响,评价特定行业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第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采用的产业政策,评价并比较相关产业政策在该国或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同时制定和完善国内产业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三,反思中国在产业政策及其实施进程中的得失,分析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实际功能等。另一类观点认为产业政策只能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加速或迟滞作用,产业自身的发展潜力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或者产业政策只对数量方面的调控有效,而对于产业生产率与内在动力的促进方面是无效的。

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宏观产业政策在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一直存在争议。对产业政策有效性和宏观调控功能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可能缺乏足够的远见,无法选择合理的产业发展领域,政府在选择政策支持的相关产业时可能更多的是挑选赢者,即本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二是,产业政策将引起大规模的寻租行为,特别是通过贸易政策、补贴、公共企业、直接信贷等工具来扶植相关产业发展时。三是,产业政策将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其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并通过反竞争政策进一步确保利益阶层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国外学者对产业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深入研究,加上宏观产业政策的转型与近年来的成功运用,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忽视。一是,相当多的国家在一定时间段实施产业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使得认为产业政策无效的观点面临实证的挑战。新近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在企业层面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投资补贴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面效应。二是,产业政策往往并不是因为本身原因而失效。如类似的产业政策在东亚与拉美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可能并非产业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在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三是,现有的产业政策通常不再针对特定行业,并鼓励产业间的竞争。由于产业政策在很多领域并不需要存在,这使得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更多采用混合政策,而避免仅仅支持某些特定行业,在很多时候,“产业政策”被“竞争政策”所替代。这一趋势意味着放弃对某些特定行业的政策支持,转而为这些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竞争环境,或者避免出台大规模干预经济的相关政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以增速换挡与结构优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为适应经济运行的新变化,学界与决策层对于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型也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取得了以下三点重要成果。一是创新性地提出“区间管理”调控模式,将宏观调控的目标界定为一个“合理区间”。区间上限为“防通胀”,下限为“稳增长”,而且在下限之外还以“保民生”作为底线。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政府就会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力度。这有效地避免了传统目标管理下宏观调控由于时滞性导致经济运行“忽冷忽热”的困境,有利于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环境,也能更加稳定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二是采用“微刺激”政策主动进行预调与微调。“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若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或使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但若沿用过往强刺激手段,则会进一步恶化当前产能过剩与债务水平过高的局面。因此,学界与决策层均提出“微刺激”概念,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放活微观政策并实施社会政策托底,从而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之中。三是实施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针对重点环节精准发力。理论上货币政策局限于对总量的调节,但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却面临稳增长、调结构及防风险等多重挑战。仅依靠总量的调控方式,资源会大多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优势领域,薄弱环节难以获得有效支持。因此,央行探索性推出针对“三农”、小微企业以及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的定向降准、SLF以及MLF等货币政策,更加直接的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对货币政策仅调控总量的传统理论的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内在增长活力的目标更加明确。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市场由发挥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由主导市场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重新界定,意味着过往以政府主导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着定位的转换;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意味着宏观调控体系的政策工具将难以符合市场化的新要求,面临着转型与重构的需要。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需要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研究、货币政策的转型与重构、财政政策的转型与重构、产业政策的转型与重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等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和方法创新,为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制定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做出应有的贡献。